男性气质是决定权，女性气质是赞同权？

防止“青少年女性化“和加强“阳刚之气”这两种说法其实不新鲜了，不过最近再次引发了热议。

不得不蹭热度的我找到了唐凌博士聊了聊舆论漩涡中的“阳刚之气”。

唐凌是牛津大学博士，曾任职于牛津大学国际性别研究中心。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《倦怠女性主义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城市女商人》，“男性气质”也是她研究中涉及到的基本概念。

社会学博士后唐凌

防止“青少年女性化“背后是国家层面想要培养什么样的公民和生产者的问题。防止女性化的内涵，在教育部的答复中主要体现在要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。这是毛时代就有的宣言。

这种强身健体的宣言一是回应当时冷战的历史背景，二是想要发展生产力，全民投入现代化的建设中去。

韩国和中国台湾至今都有军事化训练，还有70年代的新加坡，男生不可以留长发,被提倡的都是有一点接近军人气质的男性气质。

我们当下也在被规定哪一些东西是应当更喜欢的，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倡议，在往类似于“军人气概”这种男性气质上发展，强调身体素质非常好，不带耳环、不纹身，强调集体主义。

每每国际关系一紧张，在内忧外患的时候，如果你不想走老庄那种路，就会变成往一个比较军事化的男性气质去培养。祖国被塑造成需要被保护的母亲，还是会回到性别关系的比喻上......要倡议一种军事化的男性气质去保家卫国，保卫祖国母亲。

与此同时，女性化特征又伴随着市场化出现。所谓的女性化很多时候是一种个人主义，一种个性的体现：比如戴耳环，留长发。

“防止青少年女性化”这个说法不仅仅是所谓的厌女，而且是从国家层面，市场层面的厌女。

可是与此同时，中国也有一些男网红、小鲜肉等这样比较多元的男性气质出现，这个也很容易解释。

牛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做Hugh Whittaker。他有一本书说中国的发展是《压缩的现代性》，在一个国土里面能看到现代性的各个阶段。可能超一线城市已经是西欧的水平了，普通一线城市或许是东欧，可农村地区又是还有待发展的。

所以超一线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世界主义的，在性别上可能也是比较“实验性”的。

落户超一线城市上海的李佳琦

但是从国家层面的性别倡议来说，它无法针对从一线到三线城市，然后县城到农村都各出一个不一样的倡议，也不可能只针对一线或超一线城市的这一些“世界主义”的人。

它要面对的是极度差异化的整体，在性别观念实践上尤甚。

我肯定希望性别气质越开放越好，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倡议，对于城市男性来说，某种更“世界主义”的男性气质或可成为对抗军事化男性气质的力量。

如果说你在性别扮演上面去下功夫的话，其实就是跟商业紧密合作。日韩娱乐产业对中国产生影响，我们很多小鲜肉都是去日韩做过偶像练习生的。

但“小鲜肉”的形象没有从本质上挑战男性气质，他们并没有因为拍化妆品和保养品的广告，就变得没有男性气质了，更没有冲击所谓的“异性恋霸权”，他们只是发展了一下新的白马王子的形象而已。

此外，韩日文化产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面对金融危机，积极主动支持娱乐产业发展，放宽题材是因为它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

我当然也希望男生们都可以有自由去装扮自己，但韩国的情况已经表明，对于男性气质的要求只是往上叠加，并未挑战整个社会的父权结构。

资本的逻辑是这样，要解决女性化妆品市场已经完全饱和的问题，现在来收割一部分男性消费者。

“新男性气质”也可能是一种压迫

现在网上也有关于“新型男性气质”的说法，将新型男性气质大致定义为围绕居家、参与养育。反思特权等在内的男子气质。

上海的男性气质可能会有这种特点，它作为一个超一线城市，而且之前还是被殖民的地方，本身就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早地踏入现代性。

作为一个在整个亚洲地区非常特别的存在，上海男性会有基本的女权主义素养，也根本不会觉得自己在男子气概上比不上山东大汉。

上海男人可以用一种现代性上的优越去瓦解那种军事化的男子气概。

对男子气概的塑造，除了国家和市场力量，还有婚恋和亲密关系的影响，尤其是身在超一线城市，在一种“世界主义”的环境下，如果不做一个自己很会打扮自己的，有点女权主义意识的男性会难以生存。

但对于中国小县城的男性来说，提倡“新型男性气质”或许是在城乡结构和阶级结构下的另一种压迫。

我是一个女性主义学者，我要做的是努力建设一个如上野千鹤子老师说的“让弱者觉得自己这样过就挺好的”的社会。

我目前可以做的是把让人个体产生压抑的机制梳理清楚，也去提供一个想象社会的另外的方式，但我不会去倡议一种男性气质更优胜于另外一种男性气质，因为我不希望生产出新的压迫。

当然，我对男性气质也会有划分。比如宋耕和Derek Hird的那本《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》里面说男性气质很多种。

像是老一辈的中国男商人，那种男性气质就是所谓“过时的”。他们对女性非常不尊重，甚至实践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。

他们在改革开放后赚了钱权，步入中老年，成为了我们认知中的让人感到非常压抑，时常让周围的女性都陷入痛苦的男性气质。

那是一种唯我独尊的，假设周围的人的身体都任我摆布的男性气质。

其实也不仅仅是女性，青年男性也需要各种陪喝酒陪应酬陪伴，也接受了同样大的压力，只是他们可能没有女性情况那么糟糕。

男性气质体现为“最后的决定权”

港大前文学院院长雷金庆，他用文武来总结中国的男性气质。书中提到相对西方的那种勇猛的男性气质，我们的传统其实更是那种文武双全，甚至是文优于武的男性气质。

中国的传统上就是文官往往还比武官更厉害。

雷金庆老师这本书中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“男性特质体现为‘最后的决定权’，而女性特质体现为‘最后确认的赞同权’。

文武对于男性精英和男性群体同样适用,有助于将阶级从性别中清理出来。即使是强调文，你也没有默许男性不高兴时可以哭，因为文里面的核心还是一个理性。

有一本《不平等的童年》,里面说底层黑人家庭教小孩是你不能跟老师反驳，你要听老师的话,听话和服从是教育最高的要旨，因为底层的父母在工作上也就是越服从做的越好。

如果是白人的中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就会教育他们说：“你去学校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都可以跟老师说。”甚至还会说：“你如果自己搞不定的话，我们会在你这边。”他其实从小就是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会反驳的，会反思的，以后会有决策力的一个人。

决策权其实才是权力的集中体现。

为什么说启蒙运动以后的对人的根本假设是一个男人呢？是因为在做决策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最根本能力是所谓理性。

不管是文还是武，最后如果没有去解决最终以理性作为人最高的那种要求的话，整个社会的父权逻辑还是没有改变。

总有一些人注定只能去附和，只能去拥有赞同的权利。

这些人可以是女性，可以是所谓比较次等的男性，也可以在男女性别二分法之外的人，但也可以扩展到阶级、种族的层面。

男性气质霸权（hegemonic masculinity）是社会学家Raewyn Connell的概念。 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学家，她之前是个男性，然后变了性，现在是一个女性。可能正因为她是从男性变成女性，所以对于性别作为一种所谓社会塑造就更加感同身受。

因为她以前要去学怎么做一个男性，变性后则要重新学女性的气质。在学习成为女性的过程可能更加意识到，我们的男性气质也是一种规训，也是建构出来的。

波伏娃最著名的那句话：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塑造的。对于男性也是一样的，他们也是在后天去学习做一个男人，特别是一个符合男性气质霸气形象的人。

在这样的规范下所有不符合男性气质想象的东西，都要在教育的过程中，跟亲友相处过程中，还有亲密关系中一步一步被规训。

没有一个女性是生下来就觉得做家务是我的最爱，也没有一个男性生下来就会觉得我必须理性决断，这也集中体现了在父权体制下，男性也是受害者。

影片《面具之下》里面很多美国的青少年的男孩子不能哭，有时甚至会造成自杀，因为青少年没有办法在接受这样子的压力。

我们现在倡导的男性气质里面，其实根本上是在说你要理性。

可是是不是可以给一个空间，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舒展自己的情绪，允许不仅是男生女生也要有情绪的出口。现在整个社会是对女性的规训是不要有情绪，因为你的情绪是会压抑住生产力.

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，我关注每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压抑和解放，然后除了理性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核心的基础之上，可不可以也提供一些别样的想象？

最后，我会警惕“阳刚之气”的表述，因为这体现了对于市场的管控，比如说明星上综艺可能纹身耳钉都会被遮掉。市场还是不断地去回应国家的倡议。我会担忧我们的文化产品可能会越来越趋向单一，对多元和开放的性别气质进行打压。

 （*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）

王芊霓 黎越可/采写

唐凌/口述